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学影响，有双向的，也有基本上是单向的。像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2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单方面地受惠于其他文学强国的文学影响。
普希金虽然没有发表类似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宏论，不过他把文学翻译赞誉为“传播文明的驿马”，有时写诗还直接注明是在摹仿英国诗人拜伦。但拜伦的诗歌因子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中，已经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了。所以莱蒙托夫可以自豪地说：“不，我不是拜伦，我是另外的一个人。”最愿承认自己受外来影响的普希金，成了举世公认的俄国文学的奠基人。
中国的情形也大致相仿佛。“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最直率地承认受过外来影响的中国作家，在小说界是鲁迅，在戏剧界是曹禺。然而，也恰恰是鲁迅和曹禺，又是20世纪最具中国气魄的中国小说家和中国戏剧家。曹禺到晚年时也很自豪地说：“我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受过契诃夫的影响，但我还是我。”
1933年8月13日鲁迅写给董永舒的信里有一句话：“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曹禺借鉴过易卜生、契诃夫，这是明白无误的，鲁迅“取法”过的外国作家都有谁？比较有把握说的是果戈理。鲁迅写《狂人日记》之前读过果戈理的《狂人日记》，鲁迅倾注极大的心力翻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当然，鲁迅取法的主要不是局部的写作技法，而是宏观的文学创作手法，比如被他称为“写实手法”的现实主义。比如，鲁迅在《〈鼻子〉译后记》里，说这位俄国作家的作品“虽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鲁迅对果戈理的这种“写实手法”是欣赏的，而且肯定也是“取法”了的。
鲁迅过世半个多世纪了。但中国作家基本上单向地从欧美作家那里汲取营养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有些作家嘴里不说，但心里可能也会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不过取法的对象有了改变。即使是“以俄为师”，现在的中国作家更感兴趣的恐怕已经不是果戈理的现实主义，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现实主义了。当然，至少在造势上，更热门的借鉴对象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是西方的现代主义。
20世纪的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从主要取法外国的现实主义到主要取法外国的现代主义，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鲁迅说“别求新声于异邦”。对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欧洲的现实主义是“新声”，而到了七、八十年代，“新声”已经是现代主义了。
西方的现代主义不仅催生了中国的现代主义，同时也丰富和更新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现代小说、现代诗歌，我不敢妄评，但新时期最引人注目的话剧《狗儿爷涅?》，分明是受了外国现代主义的影响。记得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座谈这个戏时，我引用了一个东欧作家的一句话——“现代主义是擦洗现实主义尘土的抹布”。我说，《狗儿爷涅?》就是一部被现代主义擦洗过的新的现实主义戏剧。我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想着伟大的契诃夫戏剧。如果没有19世纪末的文学现代主义——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的擦洗，就不可能有焕然一新的契诃夫的新型现实主义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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